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佛教关系_1

　　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佛教关系，开始于公元五世纪间。但在这以前，即公元３９２年迦留陀伽在东晋译出的《十二游经》中说：“海中有二千五百国，……五国王，一王主五百城，……第四王名阇耶（即爪哇），土地出毕钵、胡椒。”这是印尼群岛（包括爪哇岛）的记载见于中国佛教文献之始。至公元４１２年，中国的法显由斯里兰卡航返祖国的途中，到达了耶婆提（爪哇岛古梵名），并在该地停留了五个多月，当时该国婆罗门兴盛，佛法不足言（见法显撰《佛国记》）。随后印僧求那跋摩曾到该国大弘佛法，阇婆（即爪哇）国王母及王婆多伽先后归佛，一国人都从跋摩受戒。时宋京（今南京）名德沙门慧观、慧聪等闻知跋摩在该国弘化的风猷，便于元嘉元年（４２４）面启宋文帝，请遣使往阇婆国迎请跋摩，文帝即敕交州（今越南北部）刺史派员泛舶前往邀请，并致书于阇婆王婆多伽，希望跋摩来宋弘法。慧观等又遣沙门法长、道冲、道俊等同往迎请。恰巧这时跋摩已附商人竺难提的海舶离开了阇婆，航行遇风被吹到广州，后即来到建业，译出《优婆塞五戒威仪经》、《菩萨善戒经》（见《高僧传》卷三《求那跋摩传》），这些可能也是跋摩在阇婆国所弘传的戒法。又据《宋书》卷九十七说：阇婆婆达国（似即阇婆国）王师黎婆达阇阿罗跋摩于元嘉十二年（４３５）遣使主佛大阇婆、付使葛抵携带方物并国书来宋通好，书中有“敬礼一切种智安稳天 人师，降伏四魔，成等正觉，转尊法轮，度脱众生，教化已周，入于涅槃。……”等语，充分表示其归信佛法之忱，这时该国佛教当颇兴盛。另在阇婆洲（即爪哇岛）上有诃罗单国，于元嘉七年（４３０）、十年（４３３）、十三年（４３６）、二十六年（４４９）、二十九年（４５２）先后遣使赍送方物并国书来宋修好，书中也洋溢着佛教的语意。又梁天监元年（５０２）、十七年（５１８）、普通元年（５２０），其王瞿昙修跋陁罗乃至他的儿子承继为王的毗邪跋摩也遣使赠礼，并以佛教语言致书通好（以上见《宋书》卷九十七、《梁书》卷五十四）。

　　此后到了唐代，爪哇岛上的诃陵（一作波凌）国与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国和中国佛教关系往来不断。其时中国僧人到达其地的，有并州常慜、益州青城明远、益州成都会宁、交州运期、洛阳昙润、荆州道琳、襄州法朗等。其中会宁于麟德中（６６４—６６５）泛舶至诃陵洲停住三年，与诃陵国多闻僧若那跋陀罗共译出《大般涅槃经》后分，令小僧运期赍经送归唐京，蒙赠小绢数百匹，重诣诃陵，报与若那跋陀罗。明远、道琳均过诃陵而往天竺。昙润在诃陵北渤盆国（今印度尼西亚婆罗洲）遇疾而终。法朗与义净由广府同到室利佛逝，法朗后至诃陵国病殁（以上均见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）。在这以后，金刚智由印度来中国途中，于开元六年（７１８）路经阇婆国，时不空年十四岁，在阇婆见金刚智而师事之，相随入唐，开元八年（７２０）方至洛阳（见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》卷十五）。至开元十九年（７３１）十二月，不空与弟子含光、慧等附昆仑舶往狮子国，途次诃陵国（见《宋高僧传》卷一）。又建中初（７８１），诃陵国僧辩弘从其本国将铜钹一具奉上长安圣佛院，螺两具、铜瓶四奉上惠果阿阇梨，求授胎藏毗卢遮那大法（见《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》）。足见当时印度尼西亚也由中国传入了密教。　　同时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国，和中国的佛教关系也非常密切。据《新唐书》卷二百二十二下：佛逝国王曷密多于咸亨至开元间（６７０—７４１）数遣使来中国通好。当时该国佛教颇为兴盛，据《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》卷五译者小注说：佛逝僧众千余，学问为怀，并多行钵，沙门仪轨都和中国（中印度）相同。同注又说：唐僧西行求法，可先在此学习一、二年，然后再往中天。这是因为其时海上交通便利，佛逝又当中印来往的通衢。因此中国的义净曾于咸亨二年（６７１）十一月乘波斯舶从广州出发，未及两旬便到室利佛逝国。他在该地停留六月，学习声明，并受国王支持，送往末罗瑜（苏门答腊中部北面），又停两月，转向羯荼（苏门答腊西北端），然后仍乘王舶前往印度。义净在印度留学十年，后于东印度乘船还到室利佛逝国。即在该地从事于参学、整理、写作、翻译的工作，一直居住六年，译成《杂经论》十卷，写成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四卷、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二卷，以天授三年（６９２）五月遣在佛逝留学的澧州大津附舶送归大唐。义净本人直到嗣圣十一年（６９４）五月才离开佛逝返回广州。怀业即留居佛逝。此外到达佛逝的僧人，据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所载，还有新罗僧两人及交州运期、高昌彼岸、智岸、晋州善行、洛阳智弘、荆州无行等。其中新罗两僧后去婆鲁师（苏门答腊西南部），因病逝世。运期善昆仑音，后来归俗，留居佛逝。彼岸、智岸在往印度航海途中病卒，所携汉文本《瑜伽》及其他经论留存在佛逝。善行到达佛逝后，因病怀念故土而归唐。智弘和无行相偕到佛逝后，“国王厚礼，特异常伦；……见从大唐天子处来，倍加钦上”。布金华，散金粟，四事供养。后来他们乘王舶赴末罗瑜洲，转羯荼，西往印度（均见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）。又八世纪初，慧日也泛舶经东南海室利佛逝等国往印度求法（见《宋高僧传》卷二十九）。其后金刚智由狮子国来中国途次，也经佛逝国，国王将金伞盖金床奉迎，他在该地停留五月方启航来华（见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》卷十四）。　　据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叙述当时印尼群岛及其附近地区的佛教情形说：“南海诸洲有十余国，纯为根本有部，正重时钦，近日以来，少兼余二（大众部、上座部）。从西数之，有婆鲁师洲、末罗游洲、莫词信洲、诃陵洲、呾呾洲、盆盆洲、婆里洲、掘伦洲、佛逝补罗洲、阿善洲、末迦漫洲，又有小洲，不能具录。斯乃咸遵佛法，多是小乘；唯末罗游，少（稍）有大乘。”　　宋代中国与阇婆（即诃陵）国，三佛齐（即室利佛逝）国友好往来仍然繁密。当时那里的佛教寺院和民间情况，《宋史》上都有记载。宋太平兴国八年（９８３），僧法遇从天竺取经回，道经三佛齐国，遇天竺僧弥摩罗失黎，附书愿来中国译经，宋朝廷随即延聘他。法遇后来又将前往天竺时，宋朝廷又附书与三佛齐国王通好。后至咸平六年（１００３），三佛齐国王思离咮啰无尼佛麻调华遣使来宋赠礼，并在其本国为中国皇帝兴建佛寺。宋真宗即以“承天万寿”为寺额，并铸钟相赠。又天禧元年（１０１７），三佛齐国王霞迟苏勿吒蒲迷遣使致书井送梵经来中国（以上见《宋史》卷四百八十九、四百九十）。以上所述，表明很早以前，特别是唐宋以来，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往来频繁，佛教关系已甚为密切。